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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诗经》时代与尚武精神

时间:2018-10-16 10:58     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网     作者:李营营      点击: 次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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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语:“《诗经》时代的生活,还没有脱尽原始的蜕壳……真正《诗经》时代的人只知道杀、淫。”《诗经》中“武”字出现45次之多,显示出浓厚的尚武精神。

《诗经》时代与尚武精神
【图语:诗经与尚武精神】

  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,反映了周初到春秋中叶五六百年间周人的生活面貌。闻一多曾说:“《诗经》时代的生活,还没有脱尽原始的蜕壳……真正《诗经》时代的人只知道杀、淫。”《诗经》中“武”字出现45次之多,显示出浓厚的尚武精神。尚武精神源于周人对力量的崇拜,周族以农业立国,因此以“周”作为国名,甲骨文为“《诗经》时代与尚武精神”,看上去就像一块农田。农业的发展依赖人力,因此对主要劳动力男性的审美标准之一,便是“孔武有力”(《郑风·羔裘》)。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周代宗法社会里,人口多寡关系到宗族强弱,因此生育能力十分重要。那些体型“硕大无朋”(《唐风·椒聊》)的女性因被认为具有强大的生育能力而受到追捧。周代政权,以牧野之战的形式从殷人手中获得,因此在政治上也崇尚武力,“共武之服,以定王国”(《小雅·六月》)。脱胎于农业生产、壮大宗族、维护政权需要的力量崇拜,是《诗经》时代尚武精神产生的土壤。《诗经》尚武精神主要体现在战争诗、田猎诗、武舞诗中。

  首先,战争诗多刻画周人车马盛备、武器精良、士气高昂、军纪严明。第一,马、车是古代最重要的战略物资,它们的数量和质量基本上代表着一国的战斗能力。《诗经》中对车马的描写可谓浓墨重彩。“四牡骙骙”(《小雅·六月》)、“四骐翼翼”(《小雅·采芑》),战马强壮威武、严整有序。《鲁颂·駉》一诗更是出现“骊”“骓”“骍”“骐”等16种不同毛色的马。“其车三千”(《小雅·采芑》)、“公车千乘”(《鲁颂·閟宫》),战车数量繁盛,阵容强大。第二,武器是士兵进攻敌人的基本工具,士兵能否奋勇杀敌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器的先进程度。商周时期的兵器,已从木、石、骨、角等材质跨入金属兵器阶段,大大提高了杀伤力。《诗经》中出现多种金属兵器。如《秦风·无衣》《大雅·公刘》《商颂·长发》中出现了戈、矛、戚、钺、刀等格斗兵器。《秦风·小戎》《秦风·无衣》中出现了盾、甲胄等防护兵器。《秦风·无衣》《卫风·伯兮》中出现了戟、殳等新型车战兵器。第三,士气是战争的灵魂,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。《吕氏春秋·决胜》云:“民无常勇,亦无常怯。有气则实,实则勇;无气则虚,虚则怯。”《诗经》中常用“时维鹰扬”(《大雅·大明》)、“武夫滔滔”(《大雅·江汉》)、“如雷如霆……如震如怒”(《大雅·常武》)等,刻画周民族在南征北战中势如惊雷、锐不可当的勇武面貌。第四,军纪是军队的命脉,“师出以律,否臧凶”(《周易·师卦》),军纪严明则军兴,军纪涣散则军衰。《诗经》中对军纪的描写所在多有,如“烝烝皇皇,不吴不扬”(《鲁颂·泮水》),鲁侯征伐淮夷全胜而归,军队肃静无哗,整齐行进;又如“之子于征,有闻无声”(《小雅·车攻》),周宣王田猎完毕,人马整肃,静默无声。胜利时依然保持严整静穆,其军纪之严明可见一斑。对战争元素的描写,刻画出《诗经》时代周人“时维鹰扬”“如震如怒”的大国风貌。

  其次,田猎是当时重要的战备方式。《豳风·七月》《周南·兔罝》《秦风·駟鐵》《小雅·车攻》《小雅·吉日》《齐风·猗嗟》等都是描写田猎战备功能的诗。《豳风·七月》的“载缵武功”一语道破田猎的“武功”功能,《传疏》云:“君臣及其民俱出田猎,则继续武事,年常习之,使不忘战也”,周人以田猎练习武功、增强体力、训练军事技能。田猎也是民众的日常健身方式之一,《郑风·叔于田》《郑风·大叔于田》就是写周人日常田猎之诗,周人在这种充满格斗性的活动中塑造勇武精神。

  再次,排练武舞是当时训兵操练的重要方式。参加武舞的人员,要手持兵器模拟战斗动作,这样既可以熟悉战斗技能,以为实战做必要的准备,又可以激励舞者与旁观者的战斗热情。闻一多曾指出,“除战争外,恐怕跳舞对于原始部落的人,是唯一的使他们觉得休戚相关的时机。它也是对于战争最好的准备之一,因为操练式的跳舞有许多地方相当于我们的军事训练”。相传武王进攻朝歌的前夜,“至于商郊,停止宿夜,士卒皆欢乐歌舞以待旦”(《尚书大传》),用武舞作为正式战斗的预热。《诗经》中的《大武》舞就是一支著名的武舞,由《周颂》的《武》《赉》《般》《酌》《桓》等乐曲组成,直接呈现挥舞兵器的战斗场面。

  战争、田猎、武舞诗,洋溢着浓厚的尚武精神,但《诗经》时代的尚武精神并非指向穷兵黩武,而是受到礼乐文明的深刻影响。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,以“诗礼相成”为手段,“矢其文德,洽此四国”(《大雅·江汉》),使文德教化遍布天下。“郁郁乎文哉”的周礼,大到国家制度、小到服饰器具,无不通过严格的等级秩序,使周人脱离蒙昧,社会秩序井井有条,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时代。这一时期的尚武精神受到礼乐文明的影响,几代明王都在重德的基础上,既使武力发挥保家卫国的作用,又试图避免穷兵黩武,努力契合“止戈为武”的“武”之本义。如文武王开国之战、周公平定三监之乱、周宣王南征北战实现“中兴”,都是为了制止暴乱、安定国家。到了东周,礼崩乐坏,尚武精神失去“文”德的制约而流变为无道的军备竞赛。如《诗经》中的“爰居爰处?爰丧其马?”(《邶风·击鼓》)战士远征,不知自己将魂归何处,空留战马;“琐兮尾兮,流离之子”(《邶风·旄丘》),生于乱世,流离失所。春秋时期的战争诗,大多体现了劳苦大众对战争的哀怨。

  因此,《诗经》所弘扬的是“允文允武”(《鲁颂·泮水》)、文武兼备的尚武精神,既有奋发向上的雄健豪迈,又有礼乐文明的温情脉脉。《诗经》时代的周人也大多文武兼备、文质彬彬。如周公,既有制礼作乐的文德,又有平定三监之乱的武功;尹吉甫,既能挥戈退猃狁,又赋诗《大雅·崧高》《大雅·烝民》,是杰出的诗人。那时,文官和武官没有明确的界限,治国理政是文官,出征作战是武官。为了培养这种文武兼备的复合型人才,周代教育也兼涉文武,“六艺”中,礼、乐、书、数是文化科学知识,射、御是军事能力。可以说,“文武兼备”既是周代的民族气质,也融化为社会成员的个体气质。

  尚武精神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必需。大秦帝国凭借强势的武力横扫六国,建立第一个大一统王朝;汉代灭匈奴、破楼兰、平羌人,威慑四方;唐灭突厥、御吐蕃,耀威于域外。宋代重文轻武、武备废弛,当外敌入侵时无力抵抗;曾金戈铁马的清代八旗兵,政权稳固后逐渐腐朽,最终在战场上一触即溃……国家存亡有赖于适度而强大的武力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,军队的根本职能就是打仗,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,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,这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。经过近代被动挨打的磨难,我们更要提倡尚武精神,满足新时代我军有效履行职责使命的战略要求,革新军事技术、保证军费投入,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,锻造敢打必胜的战斗作风,毫不松懈地做好练兵备战工作,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。同时避免穷兵黩武,中国的“强军梦”是“和平梦”,不是“霸权梦”,中国军队是为维护和平、制止杀戮而战。正如方玉润总结《大雅·常武》时所说,“特恐后世子孙以武为常,而轻试其锋;又恐后世臣民与武相忘,而竟无所备,是皆不可以为常”。“武”为生存之必需,故不可不备!穷兵黩武则贻害无穷,故不可轻试其锋。《诗经》时代与尚武精神

  (作者单位: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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